[49]当我们问法官处理时，为什么不按地方习惯将赡养义务和土地分割结合起来，法官回答说：赡养义务是法定的，不应该附任何条件。
可以这么说，在79《刑法》立法者的视野中，其他流氓活动的无价值程度是与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相等同的，而其他流氓活动中的聚众淫乱行为、单个人或两人在公共场所的公开淫乱行为亦是具有同等的无价值程度。[22]可以说，西方社会在上世纪70年代所爆发的性革命，充分说明了其已经步入了性自由主义阶段，而我国社会上的主流文化对婚外情、一夜情等的否定，证明了目前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性保守主义和性温和主义的中间阶段，因此，在同一时间内与多个对象发生性关系的聚众淫乱行为，尽管各个主体之间可能确实存在所谓的感情，都将为社会所排斥，为主流道德所不容。
（二）对非参与者在场的理解公然型淫乱，不仅包括在公共场所的淫乱行为，而且还包括了淫乱行为发生在非公共场所，但亦有非参与者在场的情形，因此，如何理解非参与者在场，亦非常重要。通过上文对现行刑法第301条第1款的聚众淫乱立法缺陷的分析，笔者认为，应当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予以完善，在坚持一种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并举的路径下，作出立法的修改。法院认为，根据纽约法令法条的词语中决没有蕴涵着这样的意思，即将所有的室外地点认为是公共场所。【注释】[1]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11． [2]在此采用广义行为的概念，即不仅包括狭义的行为本身，还包括了由于行为所造成的对法益的损害或者损害的危险。在如何完善现行刑法第301条第1款聚众淫乱罪之不足的问题上，存在如下两种观点：1.完全废除型。
当然，在此，要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是非常困难的，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情形是，行为人主观上确实存在在公共场所实施淫乱行为的犯意，但口头上却极力否认。（二）道德的层次与刑法介入的准则聚众淫乱罪所保护的客体是社会风化，但有的观点认为，社会风化属于道德规范，而对道德规范的侵害无须法律制裁，更无须刑罚制裁。治理论和形式法治论在经验基础上都有失偏颇，对乡村司法的社会基础缺乏深刻全面的把握。
进入 陈柏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乡村司法双二元结构 治理化 形式法治化 结构性约束 。西方社会理论中社会形态的二元对立被费孝通传神地转译为礼俗社会-法理社会。如此，国家需要在每个村建立派出法庭，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26] 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在乡村司法中，法官常常选择一些案件公开审判或调解，这不但解决了个案纠纷，还达到了治理化目标，教育了农民，维护了村庄基本伦理。于是，左村长又去劝水某见好就收。
访谈时，这个法官说：现在农民也懂法了，我们只需要依法办案就行了，没有以前那么麻烦。而如果水某不计较，就是好欺负，从而越发丧失做人的尊严感。判决之后，哥哥与弟弟、父亲形同陌路。另一个乡镇干部告诉我们，他有时会故意放任事态的恶性发展，直到最后一刻才出来摆平，这样可以给不讲理的当事人造成压力，压制他们接受调解方案。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51] 案例来源于作者2008年4月在安徽固镇县的驻村调研。随着父亲的劳动能力不断下降，弟弟便要求哥哥一起承担赡养责任，却又不愿意将父亲的地分一半给哥哥。派出所以和稀泥的方式了结纠纷，可能也是对纠纷的延伸性和诉求的非适法性综合权衡的结果。
今天的乡村社会，农民开始摆脱土地的束缚，家庭的生产生活已经突破了村庄社区的边界，被市场经济整合到更大的社会范围中。[41] 案例来源于作者2007年4月在湖南邵阳市某镇的调研。
而且，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和常态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村庄生活对他们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有所降低，他们不断在城市接受各种现代观念，越来越成为拥有现代法律意识的公民。三、乡村司法的双二元结构在任何理论中，我们关于应当的观点的具体内容，都必然主要地来自我们对是的理解。
[6]后来他又指出，基层司法人员是另一种秋菊：在送法下乡的过程中，不但国家制定法与乡土社会之间存在紧张对立，基层司法人员对法治理念和制度也感到有些隔阂。[7]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如果将乡村司法改造成二元结构，一旦乡村干部的司法陷入官僚主义逻辑，基层法官的司法又是形式法治的，司法体系就难以满足地方性的复杂秩序需求，农民就难以获得地方性正义。进而言之，双二元结构论不但呼应了乡村社会的变迁，而且顾及了变迁所受到的结构性约束，应当成为指引实践的乡村司法理论。若一个人问自己‘我应做什么或者说应以什么为目标，对他来说最重要的都是考察他的伙伴们对类似问题会作出何种回答。本案中，对李某顺毛驴性格的把握就是打开纠纷这把锁的有效钥匙。
具体来说，对乡村司法理论的建构，应当综合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乡村司法在实践中应当与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具体而言：第一，在不同地区，乡村司法形态应当有所差异。
[31] 前引〔5〕，西季威克书，第26页。乡村干部是村庄地方性知识的载体，他们生长于村庄之内，了解纠纷诉求的意涵，了解纠纷的前因后果和症结，了解当事人的性格特征，了解村民的实际需求，能够对症下药，以出人意料的方法解决纠纷。
况且，当前乡村组织有弱化倾向，其纠纷调解能力正在下降。旧的取证和法庭调解制度，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应该予以认可，而不应盲从现代化的法律形式主义模式。
滕尼斯将社会规范分为秩序、法律和道德三类，认为在共同体中，秩序的基础是普遍同意，法律的基础是共同习惯（习惯法），道德的基础是宗教。换句话说，法律只是法官的司法策略和技术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基层法官的治理化司法做后盾，乡村干部司法的工作效果将无法得到保障，地方性正义很容易被规避。[8] 赵晓力：《基层司法的反司法理论？》，《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最后，副镇长将所有人员都叫到地界处，他朝争议土地中间画了一条线，说：就这样定了，以此为界，谁也不准再闹。乡村干部长期在农村基层摸爬滚打，掌握了大量的地方性知识和乡村司法技术，在实践中解决了大量的纠纷。
法官趁热打铁，讲了一通法律，并要求父亲写下保证书。[38]案例中基层法官的送法下乡，目的是促进乡镇政府调解纠纷、维持稳定。
经由这一导管，说服诱导、欺诈胁迫、一打一拉、人情面子等权力技术进入了司法过程，法律强制的一面和乡土社会温情的一面紧密结合在一起，国家权力在边缘地带完成了支配性重建，建立了法律秩序。在实践中，乡村干部解决了大量的纠纷，规避了农村纠纷的特定社会风险。
左村长说：你是明白人，也是有面子的人，有事你自己知道的。过去十多年，基层法官的司法在形式法治化方面走得较快，在呼应乡村司法需求上出现了一些偏颇。对于基层法官来说，只要将社会效果作为司法的重要目标之一，那么非法律的因素就可以合理、合法、制度性地进入司法过程。任何人不可能生活在抽象的正义下，人们之所以可能接受抽象的正义观，往往因为抽象的正义观与具体的正义观念能够契合。
[28] 1980年代，中国约有2亿市民、8亿农民。一般来说，合同纠纷、轻伤害案件等更适合依法处理，司法过程可能更加形式法治化。
乡村干部的司法至少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高度依赖地方性知识。[51]水某被打一巴掌后的反应之所以这么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独户处境：在村庄处于弱势地位，总是被人欺负，因此心理比较脆弱，尊严感也比较强。
显然，僵硬、教条的形式法治形态可能在乡村中导致糟糕的社会效果。负责调解的副镇长知道，纠纷一方是村支书的侄子，另一方是村长的亲戚，而村长和支书之间存在矛盾。